□艾晓林

　　少年时读白居易的诗歌，沉醉于《长恨歌》的缱绻情长，感怀《琵琶行》的沧桑悲凉，那时的我，对他在忠州的这段过往几乎毫无印象，甚至都未曾留意到《荔枝图序》竟是他在忠州时写的。

　　当我踏入白公祠，流连在龙昌寺荷池、诗廊、诗碑林、醉吟阁、白园、白居易塑像、洗墨池、乐天堂、四贤亭、木莲园，仿佛邂逅一个崭新的、立体的白居易。

　　唐宪宗元和十三年（公元818年）十二月，被贬为江州司马的白居易调任忠州刺史。他携妻子与弟弟白行简，登上一艘木船，穿过三峡那“岸似双屏合，天如匹练开”（《夜入瞿唐峡》）的千岩万壑，在元和十四年三月到达忠州（现重庆忠县）。那时的忠州很偏远，人口也并不多，是不足两万户的“下州”。当晚，他就写了《初到忠州赠李六》：“吏人生梗都如鹿，市井疏芜只抵村。一只兰船当驿路，百层石磴上州门。更无平地堪行处，虚受朱轮五马恩。”表达自己的怨叹，身为刺史应有的五马 “专车” 待遇，都无法享受到。在这里，他看到的是“畬田涩米不耕锄，旱地荒园少菜蔬”的荒芜。生活也非常清苦，他在给好友元稹去信时附诗写到：“衣缝纰颣黄丝绢，饭下腥咸白小鱼。”尽管如此，在任期间，他仍然一心“忠国事，劳民事，劝农生产、鼓励农桑，身先躬行、省事宽刑、怜老爱子，开山修路、植树种花、与民同苦乐。” 

　　白居易平素里很喜欢养花种树。到忠州后，在城东的山坡上，他带着家人和随从开垦荒地，“持钱买花树，城东坡上栽”，亲手种下了许多花草树木。不仅自己掏钱买花买树，还带来外地的树种。在《喜山石榴花开》这首诗里他写道：“忠州州里今日花，庐山山头去年树……”离开庐山时，已经将那里的山石榴花（即杜鹃花）带到了忠州。那时的东坡，草木丰茂，溪流潺潺，“前有长流水，下有小平台”。春暖花开时，东坡上繁花似锦。有时候，他整日待在东坡，沉醉东坡的美景：“巴俗不爱花，竟春无人来。唯此醉太守，尽日不能回。”在这里，他写下了《步东坡》《东坡种花二首》《别种东坡花树两绝》。在《种桃杏》中写道：“无论海角与天涯，大抵心安即是家。”他已然爱上了忠州这种远离朝廷纷争的宁静生活，即便后来到长安任职，心中依旧惦念着东坡上的花草树木：“最忆东坡红烂漫，野桃山杏水林檎。”

　　260年以后，公元1080年，因“乌台诗案”获罪的苏轼，带着沉重的心情，从繁华的汴梁启程，跋涉了五百多公里，抵达黄州，担任团练副史。最初寓居定惠院，后来迁至长江边上的临皋亭。第二年，在朋友的帮助下，苏轼租借了黄州城外的荒地。这之后，他置办农具，躬耕田间地头。荒地正好在黄州东门之外，而且是一块坡地。他忆起白居易在忠州东坡种花种树的往事，多次在诗中表露对白居易的钦敬之情：“出处依稀似乐天，敢将衰朽较前贤。” “我似乐天君记取，华颠赏遍洛阳春。” 于是，他将此地命名为 “东坡”，并自号 “东坡居士”。

　　实际上，苏轼对白居易一直心怀仰慕。第一次出蜀，21岁的苏轼和弟弟苏辙就到过忠州拜谒白居易故地，还留下了《望夫台》一诗：“山头孤石远亭亭，江转船回石似屏。可怜千古长如昨，船去船来自不停。浩浩长江赴沧海，纷纷过客似浮萍。能坐待山月出，照见寒影高伶俜。” 南宋文学家洪迈著《容斋随笔》记载：“苏公谪居黄州，始自称东坡居士。详考其意，盖专慕白乐天而然。”

　　白居易和苏轼，年轻时都书生意气，满怀自信，怀揣“兼济天下”的远大志向。白居易曾因直言进谏，惹得唐宪宗心生不悦，宪宗抱怨道：“白居易小子，是朕拔擢致名位，而无礼于朕，朕实难奈。” 苏东坡同样不畏强权，呈上《上神宗万言书》，其侍妾王朝云评价他 “一肚皮不合时宜”。在黄州的苏轼，与当年任忠州刺史的白居易，遭遇相仿，心境相似，对仕途、对人生也都有了全新的感悟。

　　白居易曾说：“大隐住朝市，小隐入丘樊。丘樊太冷落，朝市太嚣喧。不如作中隐，隐在留司官。” 在白居易看来，闲适潇洒的生活，既能于都市繁华之中寻得，亦可在心灵的净土之上觅得安宁与归宿。在历经宦海沉浮之后，他终于明白，位卑言轻难以改变现实，与其执着于政治上的进取，不如退而向内探寻超脱之道，从 “兼济天下” 转变为 “独善其身”。

　　初到黄州时，苏轼心中的愤懑难以抑制，写下 “拣尽寒枝不肯栖，寂寞沙洲冷” 这般落寞的诗句。在一次与友人同游沙湖时，天色突变，转眼间便下起了大雨，不久雨过天晴。苏轼感慨万千，挥笔写下了《定风波·莫听穿林打叶声》：“莫听穿林打叶声，何妨吟啸且徐行。竹杖芒鞋轻胜马，谁怕？一蓑烟雨任平生。”此时的苏轼，已然变得飘逸洒脱。在游赤壁时，一阙脍炙人口的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成为千古绝唱：“大江东去，浪淘尽，千古风流人物。” 他以豪迈的笔触抒发心中的抑郁不平：既然人间世事如梦如幻，不妨将樽中美酒洒向江心明月的倒影，让精神得以自由驰骋。黄州的山水、赤壁的涛声、承天寺的夜色、草堂的诗意，让苏轼的内心逐渐强大自适、旷达自足，从政治打击带来的绝望与惶恐中挣脱出来。

　　上苍似乎有意赋予白居易和苏东坡极为相似的人生轨迹，也给予了他们相似的命运安排。他们都在 50 岁左右，因受朝堂排挤，主动上奏请求迁任杭州；主政杭州期间，都大力兴修水利，对西湖进行修缮；分别在西湖边留下白堤（原为白公堤）、苏堤；任职时间均为短短两年。杭州百姓将二人同置于一座祠堂之中，用以纪念凭吊。这不禁让人遐想，究竟是偶然的巧合，还是上天注定的安排？

　　几年前，我曾到惠州，游览西湖，拜谒王朝云墓。今天，不禁又想起苏轼在被贬途中写的《被命南迁途中寄定武同僚》再次提及白居易。忠州东坡、黄州东坡，如同两个被贬谪星辰投下的光影，在历史的长卷上晕染出相似的墨痕。“东坡”，从此不再只是地理坐标，更成为文人精神的图腾。遥遥相距800公里的两东坡，仿佛在述说着世事沉浮之后的生命感悟，成为跨越时空的灵魂知己。

　　这，是一种旷世独特的心灵体验。

　　（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