□ 倪红艳

　　年过半百，突然发现我对任何事物都是后知后觉的。同样一件事情，旁人早已从中窥探意味，我却是等到结果明明白白摆在眼前，才“哦”地一声：“原来是这样！”说好听是老实，说不好听是愚笨，这也许和我从小生活的环境有关。我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乡村，接触外界少，见识也少，所得信息的匮乏，使思想不灵动，思维便也有些“僵”。这让我想起了石头。

　　石头在家乡随处可寻，只要你想要。我说的石头包括大块的石头和小石子，石头是父亲或者母亲，石子是小孩子，它们总归是一家人。石头是我小时候的玩伴，在家乡的山沟里疯玩，石头如影随行。去放牛放羊，必定是提着衣服去小溪里洗，这时候的石头是我的洗衣板，也是小伙伴的洗衣板。石头铺满小溪，溪水从石头上流过，原来石头是为溪水铺路的。溪水翻过大石块涌起雪白的浪花，越过小石子泛起丝滑的水纹，一路潺潺的水声在山沟回荡。我们在石头上搓衣服的声音和着洗衣粉的泡沫，随着溪水流向远方。石头给予我们光滑的手感，使人心里踏实。

　　花花绿绿的衣服铺在小溪两岸的青草上，夏天的阳光和着风，明亮地照着。我们在小溪里捡石子，石子像一颗颗珍珠，令我们着迷。那时候不知道世界上有珍珠，这是后来的感觉。只见得石子五颜六色，在清澈的水底那么诱人，想把它们都捞出来。红的、黄的、白的、黑的、灰的、透明的，有些上面还回旋着花纹。我们站在溪水里，感受着溪水的清凉，也感受着石子的硌脚。手不停地捡拾着石子，一定是挑好看的。

　　石子装满了我们的衣兜，使我们提着衣服回家时感觉到沉重，却一颗也舍不得丢。这些石子可不是只拿来欣赏的，这是我们游戏的玩具。晴好的天气，几个好伙伴围在一起，把石子平均分配，玩起“赢石子”的游戏。一颗石子朝天上抛，一只手赶紧抓泼在地上的石子，再抬手接住抛上天的石子，抓在手里的这些石子便是你的了。从我们争夺石子的高涨情绪里，体现出石子在我们心中的分量。

　　石头阔气地出现在我眼前，是在大伯家的房檐台上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村庄里的房屋全都是土坯房，也没房檐台。可大伯家的房子就在高高的石头上立着，石头就是他家的房檐台，房檐台之高，使房子巍峨起来。石头做的石磨、石臼等工具在农家人的心里也是很有分量的。这个时候的石头似乎是默默无闻的，又似乎是热火朝天的，它们与人间烟火息息相关，变得温暖起来。

　　可是石头的分量是两个极端。我家的石头还出现在猪圈，石制的猪食槽经久耐用，比木槽更经得起猪儿们的折腾。母亲把猪食倒进石槽，用木棍搅拌几下，再在石槽沿上敲两下，石槽就被糊得惨不忍睹。那个长条的石制猪食槽，够我家十几头猪仔吃食。猪仔们在猪食槽边上蹿下跳，石头早已失去原有的模样。

　　石头的分量轻重应该是看它用在什么地方、什么人用。或者说石头的分量没有轻重之分，只有使用它的人怎样用它和看待它罢了。这在作家阎连科的笔下最为清晰。在希腊奥林匹克公园，作者看到希腊人把公园里的圣火石用围杆、围绳团团围着，如围住一堆硕大的黄金。希腊人还把公园里所有的石头堆砌在一起，并赋予它们历史的注解和神圣的意义。哪怕地面上随意一块如核桃般大小的鹅卵石蛋也是这样，全都保护起来——有人看管，仿佛参观游览者，都是从他国来的盗石者。而在英国石头阵，阎连科的英国诗人朋友是这样写的：“到石头阵的一块巨石上，伸手揭下一块被风雨剥离的青色石块作为礼物送给你。”阎连科最后从英国带回了那块不足拳头大，无形无状的碎石。

　　我的外公从我居住的忠州，把长江的石子带回了千里之外的北方。犹记得我结婚时，外公从千里之外的陕西奔赴重庆参加我的婚礼，并趁此机会想去看看长江。我带他来到了长江边名为钟坝子的地方。三峡大坝蓄水前，钟坝子裸露在水面，我们一行几人在石头滩上游玩，就被脚下的石子吸引住了，都蹲下来捡起了石子。这些石子和我在家乡的小溪里捡的石子差不多，五颜六色、光滑细腻，让人爱不释手。外公捡了满满两衣兜，回家时一个不留的带走了。可是我一粒石子也没保存下来，我曾经以为这些石子里边有宝石和钻石的，但我没有放在心上，随它们去了，也了无牵挂。

　　现在，石头在乡村反而少见了似的，除非你专门到溪沟去找。石头在城市倒是金贵了——老城的修补、新城的点缀、公园的门面、广场的装饰，都需要它。城市里的路桥就更不用说，石头担任了重要角色。

　　我把我生活中的石头细细刨了一遍，发现石头是僵硬的，也是坚忍的，无论处在什么环境，遭受什么样的待遇，它们都沉默不语，用内心的坚强支撑生活的意念。它们即使没有七窍玲珑心，或者说有点“缺心眼”，但踏实是真的。这样想着，我为我的愚笨找到点安慰，也为我的后知后觉找到点安慰。

　　（作者单位：忠县融媒体中心）